在交通事故纠纷中，责任认定往往是决定赔偿走向的第一道关口。尤其是当事故双方对信号灯状态、行驶轨迹各执一词，交警部门因客观证据不足无法作出明确责任划分时，伤者应当如何维护自身权益？这不仅是法律技术的较量，更是对律师专业能力和证据策略的深度考验。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明确规定，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而非最终定论。这意味着，即使责任认定存在争议，当事人依然可以通过诉讼中的举证、质证，争取法院对责任比例作出有利于己方的认定。本案中，泽良律师事务所代理的一起广州交通事故案件，当事人因事故导致左下肢截肢，在责任认定陷入僵局的情况下，通过律师的专业取证与诉讼策略，最终成功获赔一百六十余万元。

王某某是一名在广州务工多年的中年男子，日常以电动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2024年3月的一天傍晚，他像往常一样骑行在广州市某主干道辅路上，准备返回住处。此时，一辆同向行驶的重型货车在右转过程中与王某某发生碰撞，巨大的冲击力将王某某连人带车卷入车轮下。

事故发生后，王某某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经诊断，其左下肢严重毁损伤，不得不接受截肢手术，同时伴有骨盆骨折、多发肋骨骨折等严重伤情。住院治疗期间，医疗费迅速累积，而更让王某某和家人难以承受的是，他从此失去了左腿，劳动能力严重受损。

然而，事故责任的认定却陷入了争议。货车驾驶员张某甲在交警询问时称，自己右转时已提前开启转向灯，是王某某骑行速度过快、试图从右侧超车才导致碰撞。而王某某则坚称，自己一直在辅路正常直行，是货车突然右转未予避让才酿成惨剧。由于事发路段监控角度未能完整覆盖碰撞瞬间，交警部门经调查后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事故成因无法查清，责任无法认定”。

这一纸证明，让王某某一家陷入了巨大的无助。货车方及保险公司据此主张王某某应承担同等甚至主要责任，保险公司仅愿意在交强险无责限额内先行垫付，商业险部分则拒绝按比例赔偿。王某某的妻子多次与对方沟通，得到的答复始终是：“责任都没定，我们没法赔那么多。”面对高额的后续治疗费和假肢配置费用，王某某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我腿没了，难道连一个说法都要不到吗？”

在病友的推荐下，王某某的家属找到了泽良律师事务所。泽良全晟交通事故团队在了解基本情况后，迅速指派具有丰富交通事故办案经验的律师承办此案。律师第一时间前往医院探望王某某，安抚其情绪，并着手梳理案件材料。

核心法律争议由此浮出水面：在交警未作出责任认定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诉讼中的证据规则，说服法院对双方过错程度作出认定，进而确定民事赔偿比例？

面对这一难题，泽良律师团队制定了周密的办案策略。

首先，律师发现，虽然交警未能查明事故瞬间的信号灯和轨迹，但事发路段附近有一处商铺的监控探头可能记录下了部分过程。律师立即指导王某某家属向交警部门申请调取该监控，并同时向法院申请调查令。经过多方努力，最终调取到一段关键视频：画面显示，货车在右转时，其右侧车身与王某某的电动自行车发生接触前，货车并未有明显减速或停车让行迹象，且货车右转时未充分观察右侧非机动车道情况。

其次，律师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关于转弯机动车让行直行车辆、行人的规定，以及《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千二百零八条关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过错责任的规定，主张货车驾驶员张某甲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应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同时，针对王某某是否存在超速或违规骑行的问题，律师通过调取王某某的电动自行车购车发票、车辆合格证，证明其车辆符合国标，且事发时王某某佩戴了安全头盔，不存在明显过错。

再次，针对王某某的伤残情况，律师在诉讼过程中及时申请了伤残等级鉴定。经鉴定，王某某左下肢截肢构成六级伤残，骨盆骨折构成十级伤残，综合伤残赔偿指数较高。律师还指导王某某收集了完整的医疗记录、误工证明、护理依赖证明、假肢配置及更换周期的医学建议等，为后续赔偿计算打下坚实基础。

在诉讼策略上，律师预判保险公司可能会以“责任无法认定”为由，主张按同等责任甚至次要责任比例赔偿，并可能对伤残等级、假肢费用等提出异议。为此，律师提前准备了详尽的证据清单和法律依据，并申请了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的准备。

2024年8月，泽良律师代理王某某向广州市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货车驾驶员张某甲、车辆挂靠单位及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要求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二百余万元。

庭审中，双方围绕责任比例展开了激烈交锋。

保险公司代理人主张：交警部门已出具事故证明，认定责任无法查清，根据公平原则，王某某应自行承担至少50%的责任。且王某某作为非机动车驾驶人，在道路上行驶时未充分注意安全，亦存在一定过错。

泽良律师回应：第一，事故证明仅表明交警未能查清成因，并不等同于双方各担一半责任。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发生事故时，应由机动车一方举证证明非机动车一方存在过错，否则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第二，我方提交的监控视频清晰显示，货车右转时未停车让行，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第三，王某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符合国家标准，其本人佩戴了头盔，已尽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虽然交警部门未能作出责任认定，但根据泽良律师提交的监控视频、车辆技术参数及双方陈述，可以认定货车驾驶员张某甲在右转时未按规定让行直行车辆，是事故形成的主要原因；王某某在辅路直行，无证据证明其存在明显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因此，酌定张某甲承担90%的赔偿责任，王某某自行承担10%的责任。

对于保险公司提出的伤残等级和假肢费用异议，法院采纳了司法鉴定意见，并结合假肢配置机构的专业建议，认定了假肢的更换周期和费用标准。

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王某某医疗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一百六十余万元。判决生效后，泽良律师持续跟进赔偿款到账进度，确保款项及时支付到位。

拿到赔偿款的那天，王某某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如果不是遇到泽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真的不知道还能不能撑下来。”

泽良律师事务所始终坚持“责任为先 全力以赴”的价值观，在交通事故领域，泽良全晟交通事故团队以专业能力和温情服务，为每一位伤者争取应有的尊严与权益。如您或您的家人遇到类似交通事故纠纷，可拨打咨询电话：0592-5973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