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在配送途中发生事故受伤，究竟算不算工伤？这已成为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最关心也最困惑的问题之一。不少平台或配送公司为降低用工成本，常以“合作”“承揽”等名义与骑手签约，一旦出事便否认劳动关系、拒绝承担工伤责任。法律上，劳动关系的认定并不取决于合同名称，而在于实际履行中是否存在人格、经济和组织上的从属性。在浙江，外卖骑手赵某就遭遇了这样的困境——他在配送途中受伤，公司却以一份《配送承揽协议》为由拒绝承认劳动关系。最终，在泽良工伤律师的介入下，成功突破“承揽协议”抗辩，确认劳动关系，并助力获赔十五万元。

赵某是浙江某市的一名外卖骑手。2023年6月，他经人介绍进入当地一家配送公司从事外卖配送工作。入职时，公司让他签署了一份《配送承揽协议》，协议中明确写着“双方系承揽关系，非劳动关系”。赵某当时并未多想，只当是入职流程的一部分。此后，他每天通过公司指定的APP接单，按照平台规定的路线和时间完成配送，统一穿着公司配发的工作服和头盔，APP内有严格的考勤和刷脸抽检制度，请假也需要通过站长审批。

2023年8月的一个午后，赵某在完成一单配送任务、骑车返回商圈等待新订单的途中，与一辆违规变道的轿车发生碰撞。赵某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右腿剧痛无法站立。经医院诊断，赵某右胫骨平台骨折，住院治疗二十余天，花费医疗费数万元。事故发生后，赵某第一时间联系了配送公司，希望公司能协助处理工伤事宜。然而，公司的态度让他心寒——负责人直接表示，赵某签的是承揽协议，和公司只是合作关系，不是员工，出了事应该自己负责，公司没有赔偿义务。

赵某无法接受这个说法。他在这家公司每天按时打卡、穿统一工服、接受站长管理，工资也是公司按月发放的，怎么出了事就变成“合作”了？他文化程度不高，不懂法律，也不知道该找谁。一次偶然的机会，赵某在手机上看到泽良律师事务所处理过类似骑手工伤案件的报道，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拨通了咨询电话。

本案的核心法律争议在于：赵某与配送公司之间究竟是劳动关系还是承揽关系？这直接决定了他能否被认定为工伤、能否获得工伤赔偿。

泽良工伤律师接手案件后，迅速梳理了赵某的工作模式，发现了三个关键突破点。第一，赵某虽然签了承揽协议，但协议约定的内容与实际履行情况严重不符——他每天通过公司APP接单，接受平台派单管理，配送路线和时间均受系统约束，这明显超出了承揽关系中承揽人自主安排工作的范畴。第二，赵某在人格上从属于公司——统一着装、刷脸考勤、请假需审批，这些管理措施体现了公司对赵某的支配性管理，符合劳动关系中“人格从属性”的特征。第三，赵某的劳动报酬由公司按月发放，接单数量与薪资挂钩，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公司，经济上亦具有从属性。

在证据策略上，泽良工伤律师指导赵某系统收集了以下材料：APP接单记录及考勤截图、工作服照片、站长审批请假的聊天记录、工资银行流水、医院诊断证明和医疗费票据等。这些证据相互印证，完整还原了赵某实际接受公司管理、从事公司业务并领取报酬的事实，形成了扎实的证据链。

律师预判，公司必然会以“承揽协议”作为核心抗辩理由，并可能主张赵某是“自由接单、自主经营”。针对这一点，泽良工伤律师提前准备了反驳思路：合同性质不能仅凭名称判断，而应根据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综合认定。赵某的日常工作模式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所谓承揽协议不过是公司为规避用工责任而设置的法律外壳。

在劳动仲裁阶段，公司果然拿出了那份承揽协议，坚称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泽良工伤律师则通过赵某的APP考勤记录、工作指令截图等证据，逐一反驳对方主张，指出赵某的工作方式完全受公司管理和支配。仲裁机构经审理，采纳了泽良工伤律师的意见，确认赵某与配送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泽良工伤律师积极应诉，一审法院经审理后维持了仲裁裁决，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公司又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劳动关系确认后，泽良工伤律师随即代理赵某申请工伤认定。劳动行政部门依法认定赵某所受伤害为工伤，经劳动能力鉴定，赵某构成十级伤残。此后，泽良工伤律师代理赵某提起工伤赔偿仲裁，要求公司支付医疗费、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等各项损失共计十五万余元。仲裁过程中，泽良工伤律师逐项列明赔偿计算依据，并提交了完整的证据材料。最终，仲裁裁决支持了赵某的赔偿请求。

裁决生效后，公司一度拖延支付。泽良工伤律师持续跟进执行程序，多次与公司沟通协商，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公司一次性向赵某支付了十五万元赔偿款。

拿到赔偿款的那天，赵某松了一口气。他说：“如果不是遇到泽良工伤律师，我真的不知道还能怎么办。他们不仅帮我认定了工伤，还让我拿到了应得的赔偿，这份安心来之不易。”

如果您或身边的人也遇到类似工伤维权难题，可拨打泽良律师事务所工伤咨询热线0592-5973521，专业律师将为您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